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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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画《白鹤三绝》中的安史之乱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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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 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 | ||
| 地点 | 中国北方 | ||
| 结果 | 唐朝惨胜，国力遭毁灭性削弱 | ||
参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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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朝廷 | 安史叛军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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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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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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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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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150,000 后期280,000 |
约150,000 | ||
伤亡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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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1300万-3600万军民死亡 | 具体损失不明 | ||
安史之乱，是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唐朝边将安禄山发动的军事叛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其得名于叛将安禄山和史思明，因此称安（禄山）史（思明）之乱。
简介
唐朝历唐太宗“贞观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则天“贞观遗风”及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后，国势大增，文治武功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达至鼎盛状态，属史无前例的盛世。其时天下久承平，百姓数代不知兵。而在此背景下，由于官宦地主不断的土地兼并，使得初唐设立的府兵制逐渐糜烂。因此，唐廷为了维持对外的军事扩张，便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在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然而，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节度使等职而兼管豁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令原为地方长官之州刺史变为其部属。
而在诸节度使中，最受重用的便是出身粟特人的安禄山。天宝年间，各边镇拥有50余万兵力，而安禄山一人所辖的范阳（今北京）、平卢（今辽宁朝阳）、河东（今山西太原）三镇，就拥有约15万的兵力，而此时的唐朝中央军也只有不满13万的兵力，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渐渐形成地方反过来威胁中央的危机。而与此同时，唐玄宗在经历了开元盛世之后，开始享乐，宠幸杨玉环、宦官与奸臣。唐廷的腐化，给了安禄山起兵可乘之机，而自武则天朝以来河北地区逐渐的胡化，则为安禄山的叛乱提供了充分的人力。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趁唐朝廷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约15万士兵，号称20万，在蓟城南郊（今北京西南）誓师，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以清君侧”为借口于范阳起兵。当时全国承平日久，民不知战，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当地太守、县令或逃或降。一路顺利南下的安禄山在洛阳登基为“大燕”皇帝之后，而受到惊吓的唐玄宗担心中央军也叛变，屡出昏招，先后处斩据守潼关而不出战的封常清和高仙芝，后又强令潼关新任守将哥舒翰率守军出战，导致原本可控的叛乱彻底失控。潼关一战，朝廷的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哥舒翰则在被俘后为史思明所杀。
叛军西破潼关，震动京兆，唐玄宗只能与部分亲属和宠臣、以及老将陈玄礼所率的三千禁军仓皇逃向秦岭以南的益州成都府。逃亡过程中，饥愤交迫的将士们在马嵬坡发动兵变，杀死杨国忠。在陈玄礼、高力士的劝谏下，唐玄宗只好赐死了爱妃杨玉环。而太子李亨则在灵州（今宁夏灵武）监国期间擅自登基，为唐肃宗。在长安地区政府军的几次反攻也因将领不佳而失败。到达成都后，已经退位成为太上皇的唐玄宗企图以诸子统南方军队反攻，但唐肃宗拒绝执行，激起永王李璘之叛乱，旋被平定。
占领长安后，叛军将富丽堂皇的皇城洗劫一空。而与此同时，大燕内部矛盾四起，先是安禄山之子安庆绪杀父篡位，之后安庆绪又被史思明所杀，而史思明最终也被儿子史朝义所害。与此同时，燕军在睢阳（今河南商丘）为张巡所阻。张巡坚守数年，周边贺兰进明嫉其高于己，不救，城中粮尽，人相食，终不投降。最后城破，张巡被杀。然援军已到，燕军到底无法威胁唐朝在长江下游的税赋之地。后江南多有祭祀张氏者。最终，在郭子仪、李弼等将的围剿之下，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史朝义部下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走投无路，于林中自缢，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影响
对中国的影响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虽然乱事最终得以平定，可是很多后世史家均认为安史之乱不但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且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均产生极为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安史之乱后的三百年内，中原兵乱不断。当时唐室为了早日结束战事，不惜招抚安史降将如李怀仙、田承嗣等，大肆分封为节度使、观察使，允许其保留所据地区与兵力，于是藩镇数量激增，全国各地均置节度使。而安史叛将的旧有军力得以维持，因此便割据一方，控制了地方的政务，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形成藩镇割据的问题。如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李宝臣据成德、李怀仙据范阳，皆领节度使之职，即河朔三镇。当时藩镇表面上臣服于唐室，但事实上却割据一方，使唐帝国陷入分裂的状态，当中以河朔三镇为甚。田承嗣在魏博还公然为叛乱的元凶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四人立祠，称为安史四圣，来拢络河北士卒，甚至可说明河北军心怀念安史，而非唐朝。
河北的军阀割据状态一直维持至唐亡乃至五代十国。而长期的军阀割据，则导致后世的宋朝采取重文抑武的国策，中华文明的进步方向也逐渐由对外开拓进取转变为对内巩固统治。经济方面，华北，关中一带的经济因此而残破，经济重心再度南移，南方取代北方的经济地位。安史之乱主要蹂躏唐朝人口稠密和经济发达的地区，北方人民多流徙，北方的经济大受破坏；相反，江南一带并未如北方般受到战乱的摧残，使南方得以保全。而且大量中原人民南迁，为南方带来劳动力，使江南的经济则日益发达，最终其经济规模凌驾于中原之上。
安史之乱之影响也包括促使长安、洛阳的衰落与中国政治重心的转移。自秦汉以来，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一带均为政治上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自安史之乱后，因战乱持续而残破不堪，李庾《东都赋》描写安史军队“杀人如刈，焚庐若薙”；洛阳“世治则都，世乱则墟；时清则优偃，政弊则戚居”。唐代末年，皇帝因缺粮已无法全年在长安居住。故五代之中只有后唐定都洛阳，其他四朝乃至北宋以后的各个皇朝均不再定都于长安或者洛阳。令人讽刺的是，叛乱策源地幽州的政治地位却于后世变得越来越重要。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先后定都于幽燕，最终于明清时期形成了以北京为政治重心，江南为经济重心的北京—江南轴心，而西安则从全国政治重心转型为西北地区的重镇。
唐室为了平乱而向外族回纥、大食借兵，回纥自恃平乱有功，也屡屡向唐室勒索威逼财帛，连年的侵扰边境，唐朝声威至此沦落，天可汗制度无法维持。原本隶属于唐朝的西域地区更是在之后三十五年时间内陆续被吐蕃和回纥所完全占领，结果导致陆上丝路逐渐断绝，而南方的海上丝路则逐渐取代。直到千年之后的清乾隆年间，中原王朝才再次获得整个汉唐西域的统治权，而此时西域的主要信仰已由大乘佛教变为伊斯兰教。
对日本的影响
安史之乱的故事在日本的奈良和平安时代广为流传，尤其是白居易所作《长恨歌》，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日本古典文学巨著《源氏物语》的开头，便引用了《长恨歌》中所写的唐明皇因美色而误国的故事。
日本著名小说家，《银河英雄传说》作者田中芳树在其所著的《中国武将列传》中重点点评了安史之乱中的睢阳之战，并认为睢阳守将张巡虽然功不可没，但未能保证粮食补给而最终导致了人食人的悲剧发生。对此，唐朝朝廷也应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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