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亚(Bulgaria)是《文明VII》中的探索时代文明,于1.1.1版本随《世界歧路合集》第二部分加入。
高山之巅,修士祈祷,声达九霄;平原深处,战号嘹亮,响彻四野。保加利亚铁骑奔腾,信仰之剑所向披靡,钢铁之志坚不可摧。在嘹亮的战号声中,保加尔人高举军刀,挥舞套索与长矛,豪情纵横世间。
七世纪,保加尔人越过多瑙河,在巴尔干半岛谱写了新的历史篇章。他们的战士巧妙利用山地,以灵活的战术和巧妙的谋略,常常击溃人数远胜于己的大军。保加利亚第一帝国时期,他们凭借征服、扩张和贸易铸就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到了第二帝国时期,文明之花绚烂绽放:艺术、文学、建筑与灵修和修道的传统交相辉映。然而这座辉煌的文明大厦最终还是在奥斯曼帝国的铁蹄下轰然倾覆。
克鲁姆王朝(Krum's Dynasty)
| 暗堡(Hidden Fortress) 保加利亚特色改良设施。+4 | |
| 波雅尔(Bolyar) 保加利亚特色骑兵单位。无视崎岖地形对自身 | |
| 答剌罕(Tarkhan) 保加利亚特色军队指挥官。拥有3点 |
公元670年代,在可汗阿斯巴鲁赫的统领下,一支实力雄厚的保加尔人部落进入多瑙河流域,欲在此处建立新的家园。彼时,这片土地名义上归属拜占庭帝国,但其统治根基岌岌可危:一方面是来自阿瓦尔汗国的疆域扩张,另一方面是当地斯拉夫部落的联合抗争。保加尔人原是来自伏尔加河-里海地区的突厥游牧民族。旧大保加利亚短暂的统一政权土崩瓦解后,他们追随阿瓦尔人的足迹,离开了广袤的欧亚草原。然而,与始终保持游牧生活的阿瓦尔人不同,阿斯巴鲁赫率领的保加尔人已经开始转向定居生活方式,因此急切寻找一片可以安身立命的永久领地。
公元680年,阿斯巴鲁赫与实现团结的斯拉夫部落结成联盟,率军跨越多瑙河。皇帝君士坦丁四世闻讯立即出兵阻截,然而在翁加尔战役中,保加尔人大败拜占庭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这场辉煌的战果迫使拜占庭帝国签订了一份对保加尔人极为有利的和平条约:不仅不得不承认保加利亚的建国,更要将巴尔干山脉以北的广袤领土尽数割让。
保加利亚第一帝国的初创时期见证了这个民族从游牧到定居的重大转变,以及国家体制的逐步确立。他们以坚固的石材修建了都城普利斯卡,意在打造一座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永恒之都。在此基础上,农业经济逐渐蓬勃发展。然而,这个时期也是一个充满战火的扩张年代。帝国的统治架构仍保留着保加尔人游牧时期的军事等级制度。财富的主要来源依然是战争,尤其是对南方富庶的拜占庭领土的劫掠性进攻。
保加尔人与拜占庭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种微妙的互动在整个中世纪塑造了保加利亚的民族特性。一方面,保加尔人对拜占庭保持着强硬的进攻态势:掠夺行动为这个新兴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来源,同时也是为了防范随时可能遭到对方吞并。然而另一方面,保加尔人又热切渴望得到这个东罗马帝国的认可,以此彰显自身的权力地位。这种认可或以条约的形式出现,或以头衔的赐予体现。例如阿斯巴鲁赫的继任者特尔瓦尔,他帮助被废黜的查士丁尼二世重返帝位,因而荣获“凯撒”称号,这个至高无上的荣誉让他欣喜若狂。随着时光流转,拜占庭这个强大邻邦的影响力逐渐渗透到保加利亚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政治体制到宗教信仰,从文学创作到艺术表现,无不打上了拜占庭的烙印。
拜占庭人对这个盘踞在北方门户的威胁始终心怀芥蒂。偶尔他们也会利用保加尔人的力量,尤其是在内战时期将其当作对付政敌的利器,但在大多数时候,保加尔人都被视为帝国肋下的一根尖刺。事实上,拜占庭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在这一时期,他们的主要劲敌是实力强大的阿拔斯哈里发国,后者带来的威胁远甚于保加尔人。为避免两线作战的困境,拜占庭采取了务实的策略:在东线战事吃紧时,他们往往通过条约和金钱来安抚保加尔人。只有在东方战局趋缓时,或是被保加尔人挑衅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在巴尔干展开军事行动。
保加尔人以骁勇善战闻名,善于利用巴尔干地区复杂的地形优势。他们对这片土地了如指掌,逐渐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战术体系,尤其擅长伏击战,即便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也往往能够出奇制胜。这些战斗特长不仅使他们成为令人闻风丧胆的掠袭者,在大规模会战中也屡建奇功。811年的普利斯卡战役就是最好的明证。在这场战斗中,可汗克鲁姆率军彻底击溃了尼基弗鲁斯一世统帅的拜占庭大军。拜占庭皇帝本人也在这场恶战中阵亡,而克鲁姆更是将这位皇帝的头骨制成酒杯以作纪念。
普利斯卡战役的胜利为保加利亚带来了一段和平岁月,让这个新兴王国有了发展壮大的宝贵机遇。在这一时期,两位拜占庭传教士基里尔和美多德开始在巴尔干地区四处传教,向当地的保加尔人和斯拉夫居民传播基督教义。为了更有效地传播教义,他们创制了专门记录斯拉夫语的格拉哥里字母,让这门语言首次拥有了书面形式。随着东正教的广泛传播,保加尔贵族与斯拉夫民众之间的文化藩篱逐渐消融,保加尔人也日渐融入当地文化传统之中。这种民族认同的嬗变不仅增强了王国的凝聚力,更为保加利亚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使其得以在和平的基础上,与更广大的基督教欧洲展开政治和经济往来。
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在西美昂一世统治时期(893-927年)达到了空前的辉煌。这位在君士坦丁堡接受过教育的君主不仅扩张了帝国的版图,更推动了文化的蓬勃发展。在他的庇护下,艺术与文学创作蒸蒸日上,新都普雷斯拉夫也被打造成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大都会。他领导的军事远征更是所向披靡,将保加利亚的疆域一路推进至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沿岸。然而这段辉煌并未长久。1014年,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在克雷迪昂战役中彻底击溃了保加利亚大军,其残酷无情为他赢得了“保加利亚杀手”的骇人绰号。此役之后,保加利亚帝国轰然倒塌,失去了来之不易的独立地位,在此后的150年中被迫屈居于拜占庭的统治之下。
在这段被统治的岁月里,保加尔人并未甘心沉沦。他们多次奋起反抗,试图重获独立,其中最为轰动的是1040年的起义。在这次起义中,彼得·德利扬一度占领了西巴尔干的广大区域,虽最终被米海尔四世击败。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成为挪威国王的年轻王子哈拉尔德·哈德拉达,当时正作为瓦兰吉卫队的一员参与了镇压行动,并因战功获得晋升。拜占庭虽然放弃了武力镇压,却采取了另一种强硬手段:从改组保加利亚教会入手,系统性地推行巴尔干地区的希腊化进程。然而,十字军东征带来的动荡和塞尔柱土耳其人的不断入侵,让拜占庭疲于应付其他省份的混乱局面,这场文化同化计划因此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1185年,彼得和伊凡·阿森兄弟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独立革命。历经两年浴血奋战,他们终于迫使拜占庭帝国承认保加利亚的独立地位,保加利亚第二帝国由此诞生。
这段历史篇章见证了保加利亚在第一帝国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时也展现了它对地区日趋复杂政局的适应能力。昔日,保加利亚曾苦心经营与强大的南方邻邦——拜占庭帝国之间的关系,寻求其认可。但此时的拜占庭已日渐衰落,它的承认和赠礼已不再如往昔般珍贵与闪耀。彼得·阿森的继任者——其胞弟卡洛扬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罗马:西方的罗马教廷。君士坦丁堡陷落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不久,他和保加利亚教会便获得了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承认,使保加利亚的皇权和教权同时得到确立。然而,保加利亚很快又在短命的拉丁帝国身上找到了新的劲敌。
保加利亚第二帝国在伊凡·阿森二世统治时期(1218-1241年)达到了最辉煌的巅峰。虽然与周边邻国的纷争不断,但战争不再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支柱。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张,大片肥沃的土地被纳入版图,农业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保加利亚也充分利用其位居东西方交汇点的地理优势,重新崛起为繁荣的贸易中心。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文化艺术的黄金时代。新都特尔诺沃的建立和特尔诺沃学院的兴建,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创作运动。艺术家、建筑师和文人墨客纷纷施展才华,创造出无数宗教与世俗领域的艺术瑰宝和智慧结晶。在这一时期,城市快速扩张繁荣,而在远离尘嚣的群山之中,坚固的堡垒与静谧的修道院相映成趣,一展帝国盛世风采。
伊凡·阿森二世驾崩后,保加利亚帝国风云突变。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国内贵族与农民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暴乱数度爆发,甚至出现了一位出身猪倌的篡位者暂登王位的局面。与此同时,动荡的国际局势让这个日渐式微的帝国四面楚歌——北有蒙古铁骑虎视眈眈,东有塞尔维亚虎口觊觎,最终更有奥斯曼帝国从南方压境而来。这最后一个威胁最终成为了压倒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整个14世纪末,奥斯曼军队如潮水般在巴尔干半岛稳步推进,终于在1393年攻陷特尔诺沃。到1396年,随着最后一位君主的陨落和全境沦陷,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保加利亚第二帝国,终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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